[杂谈] “贪玩教授”的游戏观。

精华2018/08/11813 浏览综合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科学杂志《新发现》主编。若人生也如游戏一般有主线、支线之分，那么从主线看，严锋是一位与常人距离甚远的文学家，而从支线来看，他又是一名微博大V、专栏作家，以及最重要的——一名能和普通玩家们打成一片的资深游戏发烧友。

8月6日，《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刊文讲述严锋教授如何“贪玩”，让笔者第一次了解到这位“被文学耽误的游戏教授”。在拜读数篇有关其与游戏的文章后，笔者感到这位“游戏玩得最好的文学教授”和“对文学理解最深的游戏玩家”[1]对游戏有着独到的见解，故成此文以描述玩家严锋的游戏观。

（严锋近照，图片来源于文章《教授贪「玩」》。）

1.游戏与艺术——自由的突破

对游戏与艺术的关系，严锋在文章《我们从游戏来，我们到游戏去》[2]有过描述。对这个话题，笔者也曾有过不成熟的看法，比较之下倒是相形见绌。严锋认为，要论游戏是与艺术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艺术的本质。如果从“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入手，将艺术与现实生活对比，就能发现，艺术实际是利用现实素材而不受现实约束，创造超越真实世界的“可能人物”和“可能世界”，以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最高一层的自我实现需求。

从这个视角来看，Linden Lab于2003年发布的一款现实模拟游戏的名字对艺术的本质做出了最好的总结——第二人生（SecondLife）。

（在《仁王》中，玩家体验的是东洋武士的侠义人生，图源网络，下同。）

如上所述，艺术能为其受众创造一个虚拟世界，类似的，游戏也有此功能。那么，游戏世界和被认作是传统艺术的小说、戏剧所创造的世界又有何不同呢？

严锋指出，传统艺术世界对受众的参与有着更多的限制。以小说为例，小说作品的创作是“一次性的”，一经完成，其人物设定、剧情走向、结局等所有这个虚拟世界包含的要素就都固定和不可逆了，所以在小说这种艺术媒介的两端，作者处在上游，占据支配地位，而读者处在下游，只能被动地接受。但读者是有很强的表达与创造欲望的，并总是寻找途径来实现这种欲望，因此近年来文学的重心不断向下游读者转移。所谓同人文就是一例，在各种领域中近乎泛滥，达到了人人均是创作者，均对虚拟世界握有控制权的状态。

（《守望先锋》也是时下热门的同人创作IP。）

反观游戏，则突破了大部分传统艺术为受众设下的界限。在游戏中，玩家对游戏世界的体验不是既定的，而是可逆、可重复、可变化的。玩家可以自行决定角色设定（捏脸）、剧情走向（剧情选项）、结局（多结局）等要素，在诸如《我的世界》等沙盒游戏中，玩家甚至能够根据自身喜好设计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可以说，游戏为其受众带来了传统艺术无法比拟的自由，如果说艺术的核心是给人以自我实现的自由的话，那么游戏就是比影视、戏剧、小说等更艺术的一种艺术形式。

2.游戏与文学——新老的交接

早在2002年，严锋就在文章《关于网络的超文本、交互性与人性的对话》[3]中讨论过游戏与游戏中的文学。他认为，游戏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兴文化形态，本就对其“前辈”文学有所借鉴，拥有许多文学性的元素。例如，有的游戏在名字、外形、情节等元素设计上参考其他文学作品，还有的游戏甚至直接改编于名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指环王》、《巫师》等。

（《巫师3》壁纸。）

作为文学的“长江后浪”，游戏的产生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文学的危机。但严锋指出，从文化视角来看，游戏这种新兴文化形态其实是新的艺术生长点。就笔者来看，游戏还是文学这位“前辈”的艺术延伸。

一方面，游戏努力获得艺术性，加入文学元素为文学“引流”，让文学作品为其广泛的受众所知。

另一方面，第一节所述游戏对传统艺术的优势，是依靠玩家对游戏世界的掌控和修改而实现的，这种对游戏世界的直接参与，可以总结为人们常说的“游戏交互”，这种交互更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全新的角度。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游戏对视角的解放。在文学作品中，叙事视角一般固定，给读者全程同一的体验。而在游戏中，视角发生了量与质的变化，第一/第二/第三视角、斜视/俯视视角、过肩/正尻视角等等，多样化的视角决定了玩家的立场，给人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代入感，提供给玩家的也是与文学阅读截然不同的体验。跟着塔里昂复仇和跟着佛罗多摧毁魔戒，想来也是判若鸿沟的两种经历吧。

（《中土世界：暗影魔多》壁纸。）

3.文学与游戏——模糊的边界

严锋认为不仅游戏在往文学靠拢，文学也在持续“游戏化”。对于后者其在文章《纳博科夫是一个游戏玩家》[4]中有所描述。

纳博科夫（Nabokov）是20世纪著名作家，其195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洛丽塔》（Lolita）一经出版便成为风靡一时畅销作品，1958年美国版出版后一举夺下《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第一名，1963年名导库布里克将小说改编为电影，获得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严锋认为，纳博科夫作品走红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纳博科夫打破了文学与游戏的界限，将文学作品“游戏化”。他指出，纳博科夫的作品就像是冒险解谜游戏，其在字里行间设置种种谜题和线索，“故布迷镇，虚虚实实，犹如兵法”，其作品故事的真相往往与表面文字所述情况是相悖的，需要读者如侦探一般抽丝剥茧、细细推理，才能识得冰山全貌。

（电影版《洛丽塔》剧照。）

从这个角度看，读者对文字的阅读、理解和思考，就像是玩家在游戏场景中探寻、翻看和收集的操作。那么，纳博科夫所著《洛丽塔》，其实是一款类似于《逆转裁判》的断案游戏，整本书就是审判主角亨伯特的法庭，其中的文字便是亨伯特自辩的证词，而读者则是法官和陪审团，根据亨伯特的辩白自行判断其恋童、**、欺骗等行为是人之常情还是伤风败俗、罪无可恕。

4.《玩家一号》与现实的距离

提到将其他艺术作品游戏化，相信不少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纳博科夫和《洛丽塔》，而是斯皮尔伯格和今年的年度佳片《玩家一号》。实际上，严锋也是国内最早的VR发烧友之一，在《玩家一号》上映后，其就曾“蹭了一波热点”，一改往常的学术风，转而“接地气”地撰文与网友讨论电影与现实的距离[5]。在该文中，他“文理皆修”的知识水平尽显，其从技术角度出发，分析了实现“绿洲”级VR所需的视觉、眼球跟踪、无线传输、轻便化以及触觉反馈等技术瓶颈。

（《玩家一号》剧照。）

严锋总结，目前的VR设备视觉上虽然分辨率低下，但正在飞速更新；眼球跟踪技术已被基本攻克；无限功能正在适配中；轻便问题已有厂商解决；触觉反馈技术也正在研究当中。基于这些技术现实以及VR的未来前景，他预测，在20年后将出现能让人难辨虚拟与现实的VR设备，所有当前电子产品的功能都将浓缩在一副“隐形眼镜”中。这是个“比《玩家一号》更为乐观也更为悲观的远景”，人的生活会更加便捷，却也更加孤独。

5.“网瘾”成疾的背后

除了游戏远景，严锋对当下的游戏界热点也有独到见解。2018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预览版，其中“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被列为成瘾性疾患。其后严锋接受《当代教育家》杂志采访，对青少年“戒网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6]。

他引用2016年26位医学界专家学者写公开信反对将游戏障碍认定为精神疾病的例子，指出对“游戏成瘾”的研究存在缺陷、充满争议，在该基础上对游戏障碍的认定可能导致误判、夸大、加大偏见的负面后果。因此，“网瘾”问题“绝非一次界定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