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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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太祖三十四年（周襄王八年，公元前六四五年）

秦人嬴任好本附庸于唐，渐强，有叛心。其臣有谏者，任好曰：“唐虽大，鞭长莫及。吾闭关自守，彼能奈我何？”遂绝贡使。

眈闻之，召群臣问计。或请伐之。眈曰：“秦据崤函之固，未易攻也。”沉思良久，忽笑曰：“任好尝求周鼎而不得，吾今与之。”遂遣使，以汤王庙祭器三百赐秦。使者至秦，扬言曰：“唐王感秦侯之德，以天子重器相赠。昔周室东迁，九鼎入秦，今汤鼎亦至，天命其在秦乎？”

任好大喜，设九宾之礼以迎。秦人观者如堵，皆曰：“吾君得天命矣！”然诸侯闻之，皆疑秦有代周之志。晋、楚、齐三国使者同日至秦，责问其故。任好百口莫辩，乃囚唐使，欲谢诸侯。使者笑曰：“囚我何益？鼎已在秦，天下皆知。君若不反唐，祸将至矣。”任好大悔，然已无及，诸侯皆罢秦之盟。秦自是孤。

后三年，秦内乱，任好出奔。或问眈：“何以知之？”眈曰：“任好贪而寡谋，吾以虚名饵之，实祸归焉。不战而屈人，上兵伐谋，此之谓也。”

太祖三十七年（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六四二年）

眈会诸侯于商丘，宋、蔡、于越、卫皆至。酒酣，宋公问曰：“唐王兼弱攻昧，所向克捷，其有道乎？”眈举卮答曰：“诸君知稼穑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顺天之时也。用兵亦然：未可战则藏其锋，可战则奋其威。昔吾弱于楼烦，卑辞厚币以事之；今吾强于诸侯，会盟征伐以制之。非吾有异术，顺势而已。”诸侯皆服曰：“善哉，知时之论也！”

太祖三十九年（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六四〇年）

迁都凫臾，诸侯来贺者数十国。眈登坛，告于皇天后土。忽有大星如斗，陨于坛东南，声如雷。众皆失色。眈徐曰：“星陨何祥？”太史对曰：“此天所以警人君也。”眈乃避正殿，减膳撤乐，三日而后出。谓群臣曰：“吾闻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然上天示警，岂可忽诸？自今以往，其务修德，以答天心。”闻者皆叹其敬天。

太祖四十年（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六三九年）

是岁，眈年六十有六。春，巡幸邹邑。道遇一老叟，年八十余，荷锄而歌。眈问曰：“叟何歌？”叟对曰：“歌唐王之德。”眈问：“德何若？”叟曰：“昔者吾髫而耕，壮而战，老而食。四十年间，诸侯相攻，吾身被七创。今老矣，幸见太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眈闻之，默然良久。赐帛十匹，遣归。

既至邹，召诸县令，问民间疾苦。有令对曰：“吏不敢贪，民不敢盗，野无饿殍，狱无冤囚。”眈笑曰：“善则善矣，然未足为治。使民富且教之，方为善政。”遂命县立乡学，教民以孝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