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代篇（上）熙宁风起——承百年基业，启一代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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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公元1068年，宋神宗改元熙宁。此时，距离陈桥兵变，已经过去百余年。距离澶渊之盟签订，也已有六十余载。百余年间，大宋走出了五代以来的兵乱与割据，也逐渐建立起一套庞大而稳定的政治秩序。东京汴梁商旅云集，科举取士日盛，天下名士辈出。自太祖、太宗而下，历真宗、仁宗、英宗朝，大宋从乱世中走到了承平之时。

宋神宗（赵顼）

百年无事，本是幸事。可若一个王朝已经安稳了百年，下一步，又该往哪里走？

北有辽，西有夏，燕云未复，边防未弛。景德元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自此以后，两国少有大规模战事，使节岁时往来，边境互开榷场。昔日屡起烽烟的河北诸路得以休养生息。宋辽之间六十余年的和平，对于一个立国之初便长期面对北方强敌的王朝而言，实属难得。但一纸盟约，并不意味着旧有的问题就此消失。燕云诸州仍在辽国手中，河北诸路也始终未曾撤去边备。澶渊之盟初定时，宋每年输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庆历年间增币之后，至神宗即位时，岁币已增至绢三十万匹、银二十万两。而维系北境安定的，也远不止这一纸盟书。熙宁初，仅河北三十三郡在籍义勇便有十八万余人，连同河东、陕西，三路义勇合计已逾四十二万。他们之外，还有常年屯驻边地的禁军、厢军。宋辽之间，一面是使节往来的礼仪。另一面，则是数十年间从未真正卸下的戒备。

而在西北，党项立国，西夏雄踞河西。自仁宗朝以来，宋夏数度交兵。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接连而来的战事，让西北边防耗费了大量兵力与财用。此后虽有和议，边境不再日日烽火，可沿边堡寨却依旧连绵，军队、粮草与钱帛仍要源源不断地投入其中。

军士要养，粮草要运，城寨要修。六十余年的和平，为大宋争来了休养生息的时日，却也让另一个问题变得愈发清晰：若只求守成，这份太平或可继续，若想有所进取，又当以何为凭？

这个问题，摆在了刚刚登上皇位的宋神宗面前。赵顼即位时，年方二十。这是一个出生于承平之世的年轻天子。没有经历过五代乱世，也未曾亲见澶州城下宋辽对峙。但自幼所读的史书、即位之后呈到案前的奏章，却都在告诉他：祖宗留下的是一个得之不易的太平天下，也是一份尚未完成的基业。内有庞大的官僚与军队需要维系，外有延绵千里的边防需要供给。

北方的辽、西北的夏，看似是边疆之事，可若再向内追问，最终仍要落回大宋自身。军队如何供养，财赋如何筹措，地方如何治理，皆与一国之力息息相关。若要整饬边备、振作国势，便不能只从边境寻找答案。富弼曾劝神宗以“阜安宇内为先”，慎言边事。这样的劝诫，并未消解这位年轻皇帝的进取之心，反而让问题愈发清楚：欲有所为，先须治其内。

“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宋元通鉴》卷三十一

而这样的思考，也并非始于熙宁。早在二十余年前的仁宗朝，一场改革便曾试图回答相似的问题。彼时，西北战事方歇，朝廷内外对于吏治、军政、财用的忧虑日益加深。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相继被召入朝中。庆历三年，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从官员考核、人才选拔，到农桑、徭役与武备，试图从朝政根本处重新整饬这个国家。于是，明黜陟、择官长、厚农桑、修武备……一系列主张相继提出。后世将这场改革称作庆历新政。

然而，新政推行不过一年有余，范仲淹、富弼等人便陆续离开中枢，许多措施也随之停罢。可当年提出的问题，并没有随新政的停止一同消散。二十余年过去，当年的年轻士人渐成朝中宿望，而另一代人，也已经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再之后，还有苏轼、苏辙、吕惠卿、曾布等人。

从庙堂到乡野，众人所见不同，所忧亦不同。但有一点，却渐渐成为朝野共识：

天下并非无事，只是，应当从何处着手？

今天的人回望熙宁以后，很容易先记住“新党”与“旧党”，或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此后的针锋相对。但在熙宁元年，一切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虽有人与人之间的政见不同，却未必没有相知之谊。即使有人日后分道扬镳，此时也曾唱和往来。他们真正共同面对的，是同一个大宋——冗兵、冗费，边事未宁。地方赋役繁杂，朝廷国用日增。遇上灾岁，农户青黄不接，常需举债度日，丰年之时，兼并与赋税的问题又未曾因此消失。

有人希望裁冗节费，先正朝纲。有人主张慎守成法，不可轻扰天下。也有人认为，旧制既已不足，就当重新立法以求富国强兵......此时萌芽的，是关于治国之道的一次次追问。同样是求治，有人求稳，有人求变。同样是忧天下，所得出的答案，却未必相同。富国与富民，养兵与养民。开源与节流，守成与更张。看似只是朝堂上的几番议论，其后牵动的，却是天下万户生计。

而此时，也有人已经为这些问题思索多年。熙宁元年，王安石入朝。这一年，他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札子从大宋百年说起。说祖宗以宽仁恭俭养民，故能“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可百年无事之后，王安石所看到的，并不只是值得守住的太平。还有太平之下，不能再长久因循的事。故而他说：“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昔日的安稳，不可倚作来日的凭据，天下之事，也终究不能以因循应对。于是，这篇回望大宋百年的札子，最终落在了一句话上：“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一个年轻的皇帝，正欲有所作为。一个思索变革多年的士人，也终于来到他的面前。而关于这个百年王朝究竟该如何改变的答案，即将在熙宁的朝堂上，一一展开。

风起熙宁，大宋又一次，走到了求变的路口。

而下一步，便是——更张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