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送礼】北宋时代篇（下）同道殊途：争新法利弊，问天下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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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

司马光与王安石相交于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入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司马光也在此任职，两人不仅身为同僚，还比邻而居，且都以“立身行事，以道为先”共勉。二人与同在侍从之列的吕公著、韩维交往密切，在闲暇时刻相约宴谈终日，旁人罕能参与，时人称之为“嘉祐四友”。

当时，王安石作《明妃曲》“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句，以翻案笔法为毛延寿鸣不平，立意迥出前人，引发诗坛酬唱，欧阳修连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两首，梅尧臣、刘敞、曾巩等人纷纷属和，司马光也有《和王介甫明妃曲》，两人彼此欣赏、以诗相交，没有人会想到，在不久的未来，他们将会在朝堂上争锋相见，水火不容。

两人虽为好友，且都怀有治国安民的抱负，渴望大宋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局，但治国理念可谓相去甚远。王安石主张“变风俗，立法度”，大宋需要一场至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司马光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轻变”，宋朝当下所急在于人才紧缺而非制度问题。

因此，司马光言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设置的青苗法是“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认为这是“征利”而非“惠民”。他更担忧的是，后来的官员见青苗法执行途中贪污之利，从而效仿，会导致官府更为暴戾地搜刮民膏民脂。而王安石则写下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虽然以“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作答，但实则对新法毫不退让。王安石在任期间，司马光退居地方，避其锋芒，昔日同舍论道之人，自此动如参商，此出彼没，难以相见。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变法最坚定的支持者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自熙宁变法以来，始终站在反对变法立场上的高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她随即斥逐参加变法的章惇等人，并着手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臣辅政。于是，退居洛阳十五年的司马光，重新被召入朝。他入朝之时，所到每一个地方，民众都夹道相迎，其热烈之极，甚至马车难以通行。次年，司马光拜相，随即展开“元祐更化”，广开言路、重启旧臣、废改新法。

对于如何处理当前实施的新法，是完全废止，还是有所保留，曾经一致反对新法实施的党派内部，也有所分歧。范纯仁自熙宁之初起就强烈反对新法，但元祐时却极力反对司马光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甚至在役法问题上与司马光针锋相对，并以“国用不足”为由建议恢复青苗钱。

苏辙、王觌、吕陶等人也不赞成司马光主张的完全废除免役法、复辟为差役法的做法。苏轼指出差役与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法的问题在于聚敛民财，而差役法的问题在于劳役甚重阻碍农业。《宋史》载，司马光“闻之愕然”，随后“大以为不然”，但苏轼并未因此退让，两人在役法问题上的争论日益激烈。免役法被完全废除后，苏轼归家连呼“司马牛”，以此讥讽司马光之固执。

而这场争论的意义，远不止于役法本身。更是向宋朝堂持续追问未来的方向：即便新法有所缺陷，难道完全恢复旧制度，就能够解决当下的困境吗？对于宋王朝救世之道的讨论，曾经同志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却不同道，而今同道的朋党之间也有分歧。他们面临的都是相同的困境，即该用何种手段，去治理一个积弊已久的王朝。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在相位上病逝。他去世后，党争并未因他的离去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元祐四年（1089年），吴处厚诬陷前任宰相、新党领袖蔡确，称他在安州车盖亭所作诗影射高太皇太后。旧党梁焘、刘安世等也赞成此说，蔡确最终被流放岭南新州，死于贬所。这场“车盖亭诗案”是北宋三大文字狱之一，它标志“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的朋党终究沦为了排除异己的手段。

此后数年，党争不断升级。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章惇等以“继承神宗政事”为号召，又再度恢复新法，同时展开对元祐臣僚的清算。司马光虽已去世，却仍遭到追贬；苏轼等人被逐向远方，贬至惠州、儋州。

政策废立频繁，但制度设计是否周全，推行是否切合实际，用人和执行是否得当等等这些本应被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在党派利益的争夺中，逐渐变成了不能退让的门户立场。政策的废立与政治报复纠缠在一起，朝局反复，新旧两党交替上台，每一次权力的转移都伴随着对前一批人的贬黜与打压。变法之本意，原在富国强兵、泽被天下；至此却徒有其名，沦为玩弄权术、中饱私囊的手段，开后人贪赃枉法之先河。

到了徽宗一朝，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再度上台。蔡京登进士第后便站队新党，其弟蔡卞更是王安石的女婿，兄弟二人凭借新党身份扶摇直上，但等其上任，其所行之新法，却与王安石当年大相径庭。王安石变法，是心系民生大计，而蔡京变法，不过借“新法”之名迎合徽宗，行聚敛之实，中饱私囊。

他还以“新党”自居，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元祐奸党”，刻石立碑，昭示全国，将一场关于施政方法的争辩彻底演变为排斥异己的政治迫害。至此，这些新法的“继承人”们，不仅毁掉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新法，也毁掉了赵宋王朝百余年间养育起来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回顾熙宁变法时期，无论是立新法还是复旧制，更张法度的意义，都在于回应现实之弊、求取天下之治，而非党同伐异。正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而熙宁变法提出的财政、役法与治理问题，在法度的反复废立、党派的相互排斥中，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回应，宋王朝不断消耗着解决问题的能力，却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当新旧法度逐渐被人的野心和欲望裹挟，成为邀宠固位、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法令虽然仍在变，国计民生却已退居其次。

王安石最初的那首明妃曲里，还曾写下这样一句诗——“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而在此后漫长的仕途中，他是否会再次想起出塞的昭君？他与他笔下昭君的共鸣，远不止在一时的政治失意之间，更在长达一生的政治际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