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角：他当然不会法术

有一个叫做宫崇的琅邪方士，向汉顺帝进献过一本书，叫做《太平经》，也叫《太平清领书》。这本书一共有一百七十卷，是由非常多的人历经多代完成的，撰写它的除宫崇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道士叫做于吉。《太平经》涉猎很广，它是以宗教的视角去解读自然与人类社会，倡导和平，反对欺压，同时又包含阴阳五行、治国之道，以及一些修道成仙之类的内容。

因为它的作者很多，又写了很多代，所以这本书内容很杂——有正确的，当然也有荒谬的，都在其中。

宫崇把这本书献给了汉顺帝。当时的朝堂怎么想？认为“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妖妄不经”，于是有司官员认为这本书不可取，就将其收藏入库，从此无人问津。

又过了数十年，到了汉桓帝时期，又有一个方士叫做襄楷，他再次进献了这本《太平经》。但他更倒霉一点，被皇帝以“假借星宿，依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的罪名，拖下去治罪了。至此之后，朝廷之中就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本书了。

但是在民间，有一个同样信奉黄老学说的人得到了这本书，他潜心阅读之后融会贯通，很快就将里面的内容消化吸收，并且扩散传播。再经过他巧妙的包装和演绎，就做到了通过服下他念过咒语的符水、或者在他面前忏悔罪过，而让人觉得能够治疗病症，出现了“神迹”。于是他就以此为噱头，广收门人，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

这个人就是张角。

张角是巨鹿人——如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不起眼的平民家庭，还有两个弟弟，分别叫张宝和张梁。

那张角他会法术吗？他能包治百病、呼风唤雨吗？当然不能。

但是为什么当时的百姓觉得他能做到？因为人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强迫自己在绝望当中看到希望。当张角成为“顶流”的时候，正是东汉最腐朽、最黑暗的时候。朝廷连续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祸”——本质上党锢之祸是宦官、外戚和士大夫之间的朝廷内部斗争。但由于最后的结果都以宦官胜利、士人被禁锢收场，所以《后汉书》描写到当时的官场状态是“政令废弛，奸邪网罗，肆行肆虐”。

于是经济崩溃、土地兼并接踵而来。而这些所有结果最终又全都压在一个极易被忽视但又极为重要的群体之上——人数最为广大的农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要么成为佃户，受尽剥削，要么成为流民，无家可归。他们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

此时，张角出现了。他号称能给人免费治病，能让人缓解痛苦。而最重要的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被看见了”——原来世上还有人会关心我们。所以你要是那个时候的百姓，你会不会觉得张角至少也是一种希望？并且如果你足够优秀，还有可能被收为弟子。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诓惑。”于是派遣了八名弟子到各地去，用善道教化天下，辗转各地进行欺骗与迷惑。就这样不断发展壮大，“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这些人甚至变卖财产投奔张角，归依他的人阻塞了道路，而病死在半路上的人也数以万计。民众对张角的崇拜到了如此地步。

那地方郡县的底层官员呢？按理来说不应该引起重视、进行干预吗？却没有。“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这些郡县的官吏不知张角的意图，反而替张角说话，说他正在用道教感化天下、为民心所向。一时间，张角成为万民所归、百姓希望所系之人。

那么张角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目的简单吗？他就是单纯地想给百姓治病吗？当然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更多的是抓到了百姓的痛点，并且利用这个痛点为自己的野心精心铺路。

那些来找他看病的人，真的是喝了符水、跪拜忏悔之后就痊愈了吗？也不是。《典略》里面评价说：“得病或日前愈，而角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得了病之后在短期内痊愈的人，就说这个人诚心信道；但是如果没有好，就说这个人“心不诚”。这些方法对于治病来说并非真的灵验，“但为荒诞之举”，但是一些愚昧的百姓却相信并追随他们。

哪有什么法术神仙呢？这都是张角精心包装过的。即便在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像这样的骗局不是还有很多吗？但张角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纯粹的江湖骗子。他的出现，或者说太平道的出现，这种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如果不是张角，那还会有别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角也确实顺水推舟式地给百姓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他确实也能看到民间疾苦，在瘟疫横行之时顺应行事，以教主和巫医的双重身份展开活动。他偶尔也会通过一些正常的方式（因为他确实也懂一点医术）来帮贫病交加的百姓治病，并且也给这些百姓们勾画出了太平世道的蓝图。

历史和形势都将张角推向了风口浪尖。一切都在趋向一种不可逆转的大事，最终又用力地推向了那个必然的结果——黄巾起义。

而在正式发动起义之前，一切的密谋都在水面之下。水面之上，官员和朝廷能看到的是张角所提倡的“善道教化”——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朝廷所鼓励，因为张角确实也起到了安抚百姓的作用。但此时有一个人非常敏锐，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这个人就是杨赐。

杨赐就是杨修的爷爷，杨家四世太尉。此时杨赐在朝堂之上担任司徒。他上书说：“角欺诈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张角欺骗煽动百姓，即便受到赦免也不悔改，势力会逐渐扩展。我们应该趁着他们还没有壮大之前就加以控制。而且杨赐很聪明，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让官吏们检查流民，护送他们回到各自家乡，以此来削弱张角的党羽，然后诛杀他们的首领，便可以不用大力气平定动乱。

但汉灵帝听了没有？没有。

后来司徒掾刘陶又上书重申杨赐此前的奏议。灵帝什么反应？认为刘陶工作不饱和、杞人忧天，反而下诏让刘陶去整理春秋条例去了。

朝廷这边悠哉游哉，张角那边却已经紧锣密鼓。为了便于起事，张角将追随他的信徒分为“三十六方”。方是什么意思？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一方就是一支军队，大方统率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个方都有各自的渠帅作为将领。

算一下，平均一方差不多一万人的话，那三十六方就是三十六万人以上。人马有了，军制有了，还差一个响亮的口号。于是张角盘出了十六个大字：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苍天”指代的就是东汉王朝；“黄天”则涉及五行学说。在古时候，人们认为王朝的兴替不能是单纯个人去篡权，而是天命所归。既然是天命，就得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所以每一个朝代都有特定的“五德之运”。汉朝属于火德——火生土，土德对应的颜色正是黄色，同时黄色又象征他们所信奉的黄帝。最终，张角选择用“黄天”来象征太平道这一方。“岁在甲子”就是甲子年（公元184年），是他们计划起义的年份。“天下大吉”则是对未来的期望。

张角将他平生所学化繁为简，凝练出了这十六个字，成为现象级的标语，响彻了整个东汉。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这个时候，大方的渠帅马元义开始为起义做准备，集结荆、扬二州数万信众，约定日期，打算在邺城发难。马元义也多次往返京师，并且成功地策动了两个宦官——中常侍封谞和徐奉，作为内应，“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时俱发”。

太平道数十万信众都怀揣着激动的心情，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都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

张角有一个非常信赖的弟子叫唐周，他突然就向朝廷上书告密。唐周作为太平道内部的人，不同于之前杨赐、刘陶那些作为局外人的笼统推测，他可以将起义的相关情况整理得无比详细，然后全盘拖出。

所以他的这封密信就像一道惊雷，炸醒了昏昏欲睡的东汉朝廷。汉灵帝终于重视起来，立刻开展行动：“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最终有一千余人被判处死刑。而马元义也很快被抓捕归案，“车裂于洛阳”。

汉灵帝继续发令，要求速往冀州抓捕张角等人。

张角知道事情已经败露，立刻派人日夜奔驰、告令各方——所有人都不用再等到三月五日的三月五了，立刻提前起事。他们“皆著黄巾为摽帜”，头戴黄巾作为标志，因此当时人们都称他们为“黄巾军”。

其实“黄巾军”这个称呼并不是他们内部自己取的，而是民众看到了他们的穿着打扮而自发叫来的。东汉朝廷则称他们为“黄巾贼”。

“杀人以祠天”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提前打响了。

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劫掠郡县。州郡失守，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两个侯国甚至抓捕了当地的侯王来响应黄巾军。

这是二月的事情。三月，朝廷迅速部署：赦免天下党人，以避免有文化、有谋略的士大夫与黄巾军联合起来，使得东汉面临更加巨大的威胁。黄巾军的起事，也正式终结了党锢之祸。同时，朝廷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整修器械，以镇京师。诏令各州郡修整攻守工事，简练器械。

这意味着中央将军权下放到了地方，让地方各自厉兵秣马、抵御黄巾军。这个决策无疑是迅速而有效的，但它所带来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各州郡自此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朝廷日后再也无力控制，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从此埋下了伏笔。但此时汉灵帝已顾不了这么多了。

同时，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讨颍川黄巾。

东汉与黄巾双方的战场就此拉开，战事一触即发。

如此声势浩大的起义、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你觉得会打多久？很久，对吧？是不是感觉能打很久？

没有。仅仅用了九个月，黄巾主力就被镇压，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也都在这九个月之内相继死去。

为什么呢？

黄巾军尽管人数众多，但大部分都是拖家带口的农民，缺乏训练，装备简陋，作战经验也匮乏。尽管有三十六方的组织，但基本上都是分散爆发，各自为战。他们可以在朝廷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严重的骚乱，但是当面对由皇甫嵩、朱儁、卢植等身经百战的东汉名将所率领的中央精锐时，战斗力的悬殊也就迅速拉开了。

当时卢植作为北中郎将，主要攻克的对象就是张角。卢植凭借极强的能力，连战张角，斩获万余人。张角逃到广宗，退保城池。卢植于是筑起围墙、挖好壕沟，制造云梯，眼看就要攻破广宗城。就在这个时候，东汉朝廷派来了一个小黄门前来视察军队。这个小黄门叫左丰，他奉天子诏令而来，却又想趁机中饱私囊——这是当时宦官当权之下常见的情形。卢植是一个刚正的人，不肯低头。左丰千里迢迢而来，一粒油水都没捞着，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京师，立刻向汉灵帝说：“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广宗的黄巾贼很容易攻破，卢植却守在营内休息，想等待上天去诛杀贼人。

于是“帝怒，遂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朝廷用囚车把卢植押回京城，免去死刑，然后派遣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取代了卢植。

忠臣不能被重用，东汉如何不亡？

结果董卓接替了卢植的位置之后，一直打到八月份，毫无进展，“卓攻角无功抵罪”。这个时候是184年，董卓还只是一个并不太起眼的将军。没有人会想到，五年之后——他自己也想不到——189年董卓会进军洛阳，成为相国，废立天子，凌乱后宫，权倾朝野。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董卓受到处罚之后，朝廷又诏令接连打胜仗的皇甫嵩征讨张角。两个月后，皇甫嵩来到了广宗。他没见着张角，主要是和张角的弟弟张梁交战。

“梁众精勇，嵩不能克。”张梁的部属精锐勇猛，皇甫嵩一时不能取胜。但他很聪明——不能取胜，就不打了。“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第二天他就下令关闭营门、让士兵休息，暗中观察敌军变化。张梁以为皇甫嵩打不过自己，看对方在休息，自己也开始松懈。

结果你是真休息，人家那边等到了时机。“嵩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皇甫嵩在深夜里秘密整顿部队，在鸡鸣时分奔驰冲向敌阵，激战到当天下午，大败敌军。“斩梁首，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辆。”

张梁就这样被皇甫嵩斩杀。

那张角本人呢？皇甫嵩进城之后找了一圈，最后才得知——角先已死。张角在之前就已经病死了，准确地说，是在董卓被处罚之后的八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内。这是《后汉书》里的记载，也是现在最主流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鱼豢编撰的《典略》当中提到“后角被诛”，但它的描述既无前因也无后续，可信度不高。

但无论张角是病逝也好、被杀也好，皇甫嵩“剖棺戮尸，传首京师”——派人去到了张角的墓地，偷开了他的棺材，把尸体上的头颅割下来，派人送往京师。

哪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仙法术？张角死后，随着张角、张梁的死去，黄巾军也摇摇欲坠。

十一月，“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斩之，斩获十余万人。”皇甫嵩在下曲阳攻击张宝并将其斩杀，斩杀和俘虏共计十万余人。黄巾起义从二月份爆发，到十一月结束，前后仅九个月就被镇压，速度快得令人意想不到。

而且在黄巾军被评定之后，百姓们竟然欢欣鼓舞，甚至有歌谣唱道：“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天下大乱，城市变为废墟，母亲保不住孩子，妻子失去丈夫，全靠有了皇甫嵩才能重新安居。为什么会这样？原本支持黄巾军的贫苦百姓，为何又开始赞颂黄巾军的失败了？

那么？——张角是好人是坏人？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但也很直接、很简单。

张角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在他的行为里，既有“济世”的一面，又有“害世”的一面——不仅仅是他领导的黄巾起义本身造成了生灵涂炭，而是从他最初周游四方、广收门徒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他既能安抚百姓，“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又能让他们“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

他构建了“太平之道”的理想，却又组织了一支“黄巾军”，给百姓造成了更沉重的灾难——黄巾军本身也在肆意抢掠着其他百姓。“黄巾初起，烧平城市。”“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走。”“黄巾起，县城被焚，仓库被烧，县令逃走。”这些史料都可以反映出来。那些原本从百姓中出来的黄巾军，在起义之后不种地、不开垦，但他们要吃东西，那东西从哪里来？只能去抢掠其他的百姓了。

而张角为了成大事，也放纵了这些黄巾军。于是，黄巾军竟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变成了他们曾经最讨厌的人——就像曾经压迫过他们的人一样，他们也去压迫别人。

所以，百姓们为什么要庆祝黄巾军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对于张角，我们既不要去神话他，不要把他想象成一个忧怀天下苍生、怜悯百姓的救世主；但也无需过度批判他，因为他确实代表了那个时代社会上正义的某种因素。黄巾起义的过程充斥着暴力与血腥，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痛苦，但它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变革，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为历史进步创造了条件。

站在两千多年前的时代局限里，张角和黄巾军活在一个一定会产生笼统反抗的历史必然之中，又受制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之内，注定也不能做得更好。

然而，张角的故事结束了吗？并没有。

这些头戴黄巾的起义军尽管已经失败，但此后数十年间仍然影响着东汉的朝廷，大大小小的黄巾余党依然在各地坚持斗争，一直持续到东汉灭亡。这是直接可见的影响。那些潜在不可见的影响，就如刚才说过的——汉灵帝为了尽快平叛，把军权下放到了各地。各州郡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可以抵御黄巾军，但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抗拒朝廷？他们可以割据一方，不受中央管束。于是各地军阀应运而生，他们相互攻占土地、逐鹿中原，一直斗到最后剩下三家，才有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张角以太平道的理想点燃了黄巾起义的烽火，起义虽然迅速失败，但他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土地兼并、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却在他死后愈演愈烈。东汉王朝虽然艰难延续了数十年，但已经彻底走向了失控的边缘。

当曹操在青州收编了三十万黄巾余部、组建青州兵时，当刘备、孙坚等在镇压黄巾的过程中崭露头角时，他们的命运都与张角这场大起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那个时代社会矛盾最彻底的爆发，张角撬动了中国历史最深沉的痛点——民不聊生的绝望与对太平世界的渴望。这股力量一旦被释放，就再也不会停止。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巾起义的烽火从未真正熄灭。它燃遍了东汉全境，烧毁了旧秩序的根基，最终点亮了三国的天空。所谓的苍天已死、黄天未立，中间夹杂着的是整整四十年的军阀混战和无数百姓的血泪。

这就是历史给张角的回复：他成功了，也失败了。他从未治愈过谁，却彻底改写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