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如果活着，夷陵之战会否是另一番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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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字孝直，右扶风眉县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眉县人。

法正的出身相当不凡。他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齐国王族。战国末期，齐国被秦国所灭，田氏子孙不敢再用田姓，于是改姓法氏，从山东迁居到了关中地区的三辅一带。法正的祖父法真，号“玄德先生”，是关中名士；他的父亲法衍，官至司徒掾、廷尉左监，属于世家子弟。东汉末年，法正就在这样的家族中长大，于公元176年出生。

法正比刘备小十五岁，比诸葛亮大四岁。弱冠之年，差不多195年左右，他准备入仕。可这是什么样的时代？从189年董卓进京到195年这六七年，关中地区经历了董卓之乱、李傕郭汜之乱，战火纷飞，长安城空，强者四散，弱者相食，两三年间关中再无人的踪迹。身为“关中右扶风”眉县人的法正，和许多北方士人一样，只能南逃。

他和一位同乡一起南下，进入了益州。这个同乡，就是后来与他命运纠缠不清的孟达。

此时，刘备——法正未来要效忠一生的主公才刚在徐州站稳脚跟，还没来得及像后来那样天下闻名。所以法正能投奔的，只有益州牧刘璋。

**但刘璋不怎么重用法正。**

“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很久很久之后，法正才当上了新都县令，又过了很久，才被任命为军议校尉。这个官职其实并不高。法正有大才，久居人下，自然不高兴。他不但和上级关系处不好，和同事也处不好——这可就麻烦了。

“既为其州里俱侨客者所鄙，无行，志意不得。”就是说，和他一起从北方逃亡、侨居蜀地的这些人，都瞧不起他，说他品行不好。那些同乡们孤立他、排挤他。但这里有没有孟达呢？没有——孟达和法正的私交还是很好的。

旁人说法正“无行”，法正真的是品行不好吗？未必。这更多是排挤——因为法正的处事风格和很多规规矩矩的士大夫完全不一样。一般士大夫给人的感觉是儒雅、随和、谦逊、守规矩。但法正不是这样的人。他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按常理出牌，跳脱各种道德框架。这种人，在士人眼中就是不守规矩，而不守规矩就是很大的“原罪”。

如果你用好了他，他就能成为“谋主”，辅佐你开疆拓土；如果用不好——他就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此时法正被孤立了，就像你在公司里觉得上级对你不公、同僚又排挤你，你会怎么办？你肯定会找人吐槽——关键是找谁？你找的那个人也要对现状不满才行。

法正寻觅了一下，找到了一个人——益州别驾张松。

**张松与法正“相善”。**

别驾是州刺史之下最高的属官，张松在益州的地位很高。但张松也觉得刘璋不能成大事，常常对自己的“怀才不遇”而叹息。法正和张松，——都觉得“璋不足与有为”，常常暗自叹息。这一对默契的伙伴，就这样凑到了一起。

但他们并不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直到208年。

207年赤壁之战前夕，张松奉命出使许都去见曹操。曹操当时刚平定荆州，志得意满，对张松这个来自益州的小人物并不怎么待见，只给了他一个偏远小县的县令之职来打发。

张松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一辈子都没有去那个县赴任过。他回到益州后，对曹操破口大骂，极力劝说刘璋与曹操断绝往来，转而结交刘备。

刘璋对张松十分信任，问他：“谁可使者？”

张松立刻举荐：法正。

法正当时是什么反应？他想去吗？想去。但“正辞让，不得已而往”——他推辞了一下，装作一副很勉强的样子，最后“不得已”才出发。

这里能看出，法正比张松多了一丝丝的谨慎。正是这一丝丝谨慎，最终导致了法正和张松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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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从荆州回到益州后，两眼放光。他立刻就找到张松，跟张松说：刘备是雄才大略之人，比刘璋强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跟着他干。于是“松遂与正密谋协规，愿共戴奉”，两人暗自商议谋划，“愿共戴奉”——希望能够共同侍奉刘备为主公。

正常人的逻辑是什么？去别家公司拜访了一下，觉得那边老板比自家老板好，那就投简历、跳槽。你会想到直接把现在的公司卖给对方吗？一般人不会。但法正和张松，就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公司卖给那家我看好的公司的老板——这不也算跟着那个老板工作了吗？

刘备也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很多与他有一面之交的人就为他效死命。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就不用说了，法正、张松这样的人，也都在见过刘备之后，愿意为他肝脑涂地。

刘备见到法正和张松是什么反应？他就如同对待老朋友一般——“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而且刘备还向他们打听蜀地的疆域范围、兵器府库、人马多少、各个要害道路的远近情况。法正和张松告诉了他，还画图，就给刘备弄了个导航。

这就是《三国演义》里边“张松献图”的故事原型。演义里写张松出使曹操时其实已经带上了地图，曹操不搭理他，他后来才把地图献给了刘备。正史当中，这张地图是刘备问起来的时候，法正和张松专门给刘备做的。

法正和张松在益州，每天没事就琢磨我们该怎么样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把公司卖掉。商量来商量去，“而未有缘”，始终想不到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这样过了三年。**

公元211年，有一件事来了。

刘璋突然收到一个消息：曹操马上准备去汉中打张鲁。汉中在北边，如果汉中当时被曹操攻破，那就直接轮到益州，刘璋害怕了。

法正和张松相视一笑——机会来了！

张松立刻上前对刘璋说：“刘豫州，是使君的宗室，又是曹操的深仇。他善于用兵，如果派他去讨伐张鲁，张鲁必破。张鲁一破，益州就强大了。曹公就算来了，也无能为力。”

刘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派遣法正率领四千人去迎接刘备入蜀，前后还赠送给刘备大量物资，以“亿”来计算。刘璋不但大方，而且对刘备确实很好——这不叫“迎”，这是直接派人去家里接，还派兵护送。

而和法正一起去的，还有法正的同乡——孟达。

法正一见到刘备，立刻就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以您的英才，加上刘璋的懦弱，张松又可以在内部作为内应，以益州之富裕和天险，要成就霸业，就像翻过手掌一样容易。

刘备听了，犹豫了——他这个人是很仁义的，你不能跟他说“去抢劫”，他就说“好”。

这时候一个人站在旁边，正是庞统。刘备此刻需要一个人给自己一个夺取益州的台阶。庞统心领神会，说：兼并衰弱、攻取昏暗的，自古就是如此。我们虽然违背信义去夺取，但我们可以遵循正道去守住它。我们可以给刘璋一个很大的封地，这怎么算违背信义呢？关键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取益州，最终就会落在别人的手里。

于是刘备遂行。

公元211年，刘备与法正、庞统率数万士兵进入了益州。刘璋一点也不知道他手下这些人、他想结交的盟友到底在想什么。他很单纯，亲自从成都到涪城去迎接刘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刘备率领的这些将士，轮流到刘璋那里欢宴畅饮，百余日才结束。

次年——也就是212年———刘备与刘璋反目。

刘备的目的很清楚——他怎么可能替刘璋去攻打张鲁？只不过以此为由进入益州，然后故意停留在益州北部的葭萌关，厚树恩德，收揽人心。恰在此时，孙权又向自己求援，刘备反而又去要求刘璋再给自己增加一些兵粮。这是个“阳谋”——如果刘璋给了，刘备就能继续扩大兵力；如果没给，刘备就能以此作为借口反攻刘璋。刘璋给了一半——本来要一万，刘璋给了四千，物资给了一半。

这个有点尴尬，他趁机激怒将士，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说什么我为益州征讨强敌，军队疲惫到了这个地步，连安居都顾不上，刘璋却积蓄库府财物不拿出来赏赐，还指望将士替他拼死作战，这怎么可能呢？

这一番话，刘备是表演出来的。他除了白吃白喝刘璋，真的没有给刘璋做任何事。

但有一件事，让刘备真的生气了。

张松死了——这是一个乌龙事件。

刘备不是假意要撤回荆州吗？他欺骗刘璋的同时，也骗到了张松。张松以为刘备真的要走了，于是给刘备写信，说：“如今大事即将成功，怎么就要走了？”

但这封信被张松的哥哥张肃发现了。张肃这个人没有远见，他害怕受到牵连，就到刘璋面前把弟弟给告发了。刘璋到此刻才知道刘备想干什么，法正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刘璋处死了张松。

刘备得知张松死了，深感痛心，叹气道：“君矫杀吾内主乎！”——你竟然杀死了我的内应！于是刘备与刘璋彻底反目。

刘备挥师南下，围攻雒城。眼看着雒城告破，成都也即将不保，危在旦夕。此时刘璋旁边走出一个人——益州从事郑度，给刘璋提了个建议：坚壁清野。刘备打过来没有粮草，只能打到哪儿就在哪儿征用粮草。我们只需要把巴西、梓潼两地的百姓全部迁移到涪水以西，将当地粮草谷物全部烧毁，他们物资断绝，不出百日就会退走，我们乘胜追击，一定能生擒刘备。

刘备听到这个消息后，甚至都开始担心了。他问法正：如果刘璋采用这种方式怎么办？

法正回答：“终不能用，无可忧也。”——刘璋是不会采用的。

果然，刘璋不仅没有采用郑度的计策，还把他给罢免了。刘璋说：“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我只听说过抗击敌人来安定百姓的，没听说过惊扰百姓来躲避敌人的。

这就是刘璋的仁义，也是刘璋最大的弱点。

公元214年，刘备下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率兵从荆州进入益州夹击刘璋。重兵压境，整个雒城都被包围了。

此时，法正给刘璋写了一封劝降信。

这封《与刘璋笺》，是法正投奔刘备后给刘璋写的第一封信。他这样写道：

“我怕您听到我的声音就心生厌恶，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有写信向您表达敬意。但如今益州的国势已经危在旦夕了，大祸转眼就要降临。尽管我的话您可能会憎恶，但我还是想把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全盘托出，尽到我最后的一点忠心。”

法正的话锋一转，给了刘璋一个台阶：您落到这个地步，并不是您本人的错，完全是因为您身边的人根本不懂处世的规则——他们只知道说讨您欢心的话，一味奉迎您，根本不考虑国家的长远谋划和深远的打算。

然后，法正告诉刘璋：左将军（刘备）的粮草根本不足，是您这边一天天地接连陷落。您在雒城有一万残兵败将，可要与左将军决战，双方的兵力与实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张飞将军已经率领数万大军平定了巴东郡，攻入了犍为郡境内，还分兵拿下了资中、德阳。三路大军同时在向成都推进，而且荆州到蜀地的道路已全线贯通，刘备的兵力比当初多了几十倍。您所有的预判全都落空了。

我还告诉您——整个益州，您能依靠的就只剩下蜀郡一个地方了；而蜀郡之中，您又仅能困守成都、雒城两座孤城。是生是死，我想您应该很清楚。

像我这样愚蠢的人都知道您撑不住了，更何况您身边那些号称有智慧有谋略的人？他们难道看不清这个注定的结局吗？他们不是看不清——这些人到了山穷水尽、大势已去的时候，就会立刻变卦投降，绝不可能为您拼死竞争。到最后，只有您和您的家族，要承受所有的灾祸。

我虽然背负了不忠的骂名，可扪心自问，我没有辜负您的恩德。我想到往日的君臣之谊，也实在感到痛心万分。左将军自起兵以来，对您也一直念着旧日恩情，从来没有想恩将仇报的意思。所以我是真心为您考虑——您应该看清时局，主动归降，这样才能保全您和您的家族。

这封信劝降信作用很大，直接给了刘备迫降刘璋的信心。

在内外交逼之下，公元214年夏天，刘璋最终打开城门，走出成都，出城投降。刘璋被迁往荆州公安。蜀地平定后，刘备自己领益州牧，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至此，益州纳入刘备的版图。

——刘备将刘璋和他所有私人的财物尽数归还，但不可能让刘璋再待在益州了，把他迁到了荆州的公安。刘璋和自己的父亲刘焉共同管理了二十多年的益州，从此交到了刘备手上。这是公元214年的事。

但对法正来说，这不是结束。五年之后，他还会给刘备献上另一份大礼——汉中。

公元217年，法正对刘备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曹操打下汉中后没有顺势南下，而是留下夏侯渊和张郃镇守，自己匆匆北还，这不是他能力不够，而是内部必有变乱。现在夏侯渊和张郃的才干谋略，比不上我们这边的将帅，出兵讨伐，一定能够攻克。紧接着，法正给刘备画出了一条兵出汉中、剑指中原的战略路线图——“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刘备采纳了他的计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公元218年，刘备率大军北上，法正随行。

公元219年春，刘备大军从阳平关南渡沔水，在定军山扎营。法正观看地形后，向刘备献上一计：四面围攻夏侯渊部将张郃，逼夏侯渊分兵救援。夏侯渊“将兵来争其地”，他亲自率领四百名精兵亲自去救火、去修鹿角。蜀军居高临下，当夏侯渊这个主帅在最危险的前沿暴露时，法正当即抓住战机。

刘备命令黄忠居高临下擂鼓冲锋。一时间，鼓声震天，黄忠率军从山上直冲而下“一战斩渊”。夏侯渊——这位曹操在关中的最高统帅、曹魏的西线支柱——就在这场定军山之战中，被蜀军阵斩。

定军山一役之后，刘备彻底掌握汉中战场的主动权。曹操亲自率军前来争夺，发觉"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知道争不过，最终在夏季引军退还。法正的计策全部实现，刘备还额外获得了汉中附属的整个防线。这一年，法正四十三岁。

刘备称汉中王后，任命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

刘备为何敢如此重用法正？

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法正当初背叛了刘璋，把益州土地白白送给了刘备，这样一个背叛旧主的人，刘备怎么就敢对他毫无保留？

因为刘备很清楚法正因为什么背叛，也知道法正要的是什么。法正从刘璋那里没有获得过信任，他在刘璋麾下干了十年，委委屈屈，同僚排挤，上级猜忌——他要的是主上对自己最大限度的信赖和重用。如果主公对这样的人有所保留，他还是会不满。你用他，只能要么杀了他，要么就给他最好的——中不溜的都不行。

刘备刚刚夺取益州，法正功盖群臣，杀是不可能杀的。所以刘备不但不猜忌他，反而用最高规格的信任来回馈——让他做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蜀郡是益州的治所所在，成都就在蜀郡，法正这个蜀郡太守，实际上是刘备能给出的地方官中含金量最高、权限最大的职位。

法正也没有辜负刘备——他很快就用一次次的功劳来回报这种信任。

但是法正的性格却是把双刃剑。他掌权之后，开始报复当年那些在微末时诽谤、孤立自己的人。“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一顿饭的恩情，他也会去回报；但即便只是瞪了他一眼的仇怨，他也要去报复，还擅自杀了那些曾经毁伤自己的人。

那些人就去找诸葛亮打小报告，说：“法正在蜀郡太纵横了，将军应该去禀告主公，抑制他的威福。”

诸葛亮怎么回答的？

他说：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狈，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当初主公在荆州公安的时候，北面怕曹操的强大，东边怕孙权的逼迫，近处还有孙夫人可能发生变故，进退两难。全靠法孝直辅佐他，才让他像鸟一样翻然翱翔。我怎么能禁止法正，让他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呢？

诸葛亮这句话值得深思。诸葛亮是一个非常重视律令的人，他在蜀汉以执法严明著称。但当犯法的人是法正的时候，诸葛亮选择了不追究。这绝不是什么“怕了法正”，更不是什么“认为刘备更信任别人”——而是诸葛亮深知，法正已经给了刘备益州之地，让主公像鸟一样飞了起来，而未来法正还会给刘备带来更多。这一点，光凭自己，是做不到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得清清楚楚：“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一个处理国家大政，另一个随军谋划。他俩的关系——一个负责开疆拓土的临战之责，一个担起千秋基业的国本之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公元220年，法正病逝，年仅四十五岁。

刘备万分痛惜，“为之流涕者累日”。法正被追谥为“翼侯”——赐死于国事、辅佐君主者方可称为“翼”。在刘备时代，获得谥号的只有法正一人——连关羽、张飞、庞统、黄忠的谥号，都是蜀汉后来追谥的。

法正去世后第二年，也就是221年，刘备称帝。同年七月，刘备为给关羽报仇，不顾赵云等群臣劝谏，起兵东征。

222年，夷陵之战，蜀军大败，刘备退守白帝城。

诸葛亮听闻后，发出一声长叹：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诸葛亮说的很明白：法正如果活着，他能够当面制止主公东征；就算制止不住，他只要随军同去，也必然能时时相机劝谏，灵活处理，绝不至于让大军落得如此惨败。

这绝不是贬低诸葛亮的劝谏能力——而是法正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可以这样劝。法正随时都在刘备身边，“内为谋主”，用命去劝——你听我的，我们一起回去；你不听我的，那我就跟你一起死在这里。他知道刘备舍不得他死。

而诸葛亮在后方总领国政，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法正是“谋主”，诸葛亮是“股肱”——两人一内一外，分工本就不同。陈寿在《三国志·法正传》的末尾已经写明了这一点：“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而能各尽其才，不相侵越。” 一个好法奇谋，一个长于国政——二人各施其才，互不影响。

所以没有“法正不死诸葛亮就当不了丞相”这类说法。法正不死，和诸葛亮分管的领域完全不同。诸葛亮在刘备心中仍然是那个“署左将军府事”的内政第一人——法正立再大的功劳，也只是军事谋主，不会取代诸葛亮在府中的总揽职权。

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在这一年前后，法正与诸葛亮等人共同拟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法正不只是一个军事谋士，他还参与了蜀汉的法律制度建设。只是天不假年，四十五岁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