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刀去非洲

那场曾经带走半数工人的罢工，成了钟哥和员工之间避而不谈的话题，他只是默默给当时选择留下的那一半工人涨了工资，“走了的员工认为他们是叛徒，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留下来是对的。”

从经济上看，放弃这份工作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确实不是合算的选择。

马达加斯加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之间，这是钟哥在当地做了两年生意后观察出的数字。这个国家的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只有三百到三百五十元，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治理失败的国家，非常非常差。”

但贫穷和幸福之间并不直接关联。钟哥发现，马达加斯加的年轻人虽然口袋里没钱，脸上的快乐却一点不少，“非洲的年轻人，他是快乐的，他的幸福感不一定亚于我们。”

这种快乐有其自然根基。马达加斯加是热带岛屿，没有冬天，不存在冻死的问题，吃的东西也不难找，用钟哥的话说，“躺在椰子树下，等着椰子熟了掉下来喝两口就能活下去，”实在缺蛋白质了，“去吃点鱼吧，钓点鱼就行。”活下去的成本极低，这是上天对这片土地的眷顾，也是当地人“懒散”的先天条件。

钟哥注意到，这里的人买大米只买一顿的量，“一斤米，半斤米，”从来没有人买一袋子米回家。除了那百分之一极富的家庭，普通老百姓的手中普遍没有余粮，永远只够活今天。

这种生存方式也塑造了独特的生活状态。年轻人喜欢踢足球，足球运动非常普及，这个国家拿过非洲杯的亚军，钟哥还记得进入总决赛时人们欢庆的样子，“拿上脸盆、钢精锅，敲得满城都在敲。”

到了周五晚上，三五成群的人开上车或摩托，拿一瓶啤酒坐在路边聊天。钟哥曾经好奇地问过翻译，“这个国家这么乱，这样的话会不会打架？他说不会不会，大家这个时候都是快乐高兴的。”

礼拜天，是当地人雷打不动的休息日。这也是钟哥最头疼的时候，"他们非常注重礼拜天，他们要去教堂。"不仅是他的工人们休息，这一天，整个首都都在停摆，首都最繁华的街道，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地方，“所有的商店，所有的餐厅，全部关门，”当地人会三五个好友到外边野餐，聚会聊天，享受休息。

“他们在过一种慢生活，”钟哥说，“我们不能说它错，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如果深刻地讨论幸福感，他说，“你还真不知道谁更幸福呢？”

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对任何想在这里办企业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道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一到月底发了工资，人就不见了。

钟哥专门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得到的答案让他难以消化，“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没钱了，我才需要工作，我工作的目的就是挣钱。那我好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我把钱都挣上了，我为啥还要工作呢？我是不是有病啊？”

因为这种观念差异，钟哥的工作室规模始终没能达到他的预期，“春节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人了，到了今天还是五十人。我一直想把它冲到一百多人去，冲不上去。”

钟哥工作室的工人们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包包哥的工作室里。这位高中都没毕业的浙江老板，在非洲八个国家闯荡多年，二零二二年在马达加斯加落脚，名下有矿山和工厂。他的游戏工作室最多的时候招了五百多人，现在维持在四百人左右。

“你今天给他发完工资，接下来一个星期可能就见不到人了，”包包哥说，“大概率是去喝酒了。我也不敢多买手机，谁知道今天有五十人排队，明天会不会有一百人不来？太不稳定了。”

作为一个前半生都在奋斗的人，钟哥需要时间适应和理解当地人的文化。

他在陕西省渭南市做过家电零售，一九九九年，一家一百平方米的小店，零售额卖到了一千八百万元，格力电器创始人朱江洪曾亲自到店到访。后来他又和榆林移动合作做活动，十天时间捆绑了一万用户，结合预存话费赠家电的活动，拢共送完了一个大集装箱量的微波炉。再后来，他买下八千多平方米的地产做酒店，进入虚拟货币"挖矿"行业——直到二零二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他的“矿业”随之崩盘。

“我前半生太顺了，”钟哥说，正是因为走得太顺，才让他跌进了自负的坑。矿业崩盘后，国内生意越来越难做，接近花甲之年，钟哥不愿认命，“我这一生都在找机会。你让我认命、别去找机会，我会闷得难受。”

二零二四年，他动身来到马达加斯加。这个常年排在全球GDP尾部的岛国，劳动力成本极低，没有大规模战争，四面环海，相对非洲内陆更为开放。钟哥想在这里找一条"再生"的路。最初他做拉菲草包、羊毛围巾，直到去年夏天回国，和还在读大学的二儿子聊起款叫《三角洲行动》的游戏，钟哥又来了兴趣，“二千万日活，这么大？我说我得研究下，把这个东西吃透了。”

研究之后，钟哥很快找到了他的新方向，去非洲开一间游戏代练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