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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新玩法】商道—万里商脉，货通天下，从茶盐丝瓷到边市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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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新玩法-商道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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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宋史》

大宋立国，商路为脉。东南之地出粮丝、产茶盐、造器用，商途纵横贯连南北。驿道越关津而连州府，车马穿市井而达边城。四方物产辐凑京畿。财用丰饶，生民乐业，成就两宋三百年富庶风华。

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宋的繁华，是汴京灯火，是临安夜市，是酒楼歌馆里一曲新声，也是《清明上河图》中车马往来的市井烟火。可若把这份繁华再往深处看，便会发现，支撑大宋的，从来不只是一座城的热闹，而是一张遍布天下的商路之网。

江淮的粮米沿河入京，两浙的丝绸与茶叶穿行州郡，淮南的盐课供给国用，瓷器、香药与海外珍货在港口往来，边境榷场中，丝帛可以换来牛羊驼马，商税又能转化为军需粮饷。在大宋，经商不是市井小事。货物流到哪里，财赋便生在哪里；商路通到哪里，朝廷的力量便延伸到哪里。它连接着百姓的日用生计，也牵动着朝堂的财政、边关的军需与天下的治乱。

北宋以汴京为都，汴河、蔡河（惠民河）、金水河、广济河（五丈河）四条漕渠穿城而过，合称“漕运四渠”。《宋史》载：“岁入粮赋，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已占天下十之七八。”民谚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商路所及，物产所通，一条条商道串起了大宋的经济命脉。

*北宋漕运四渠示意图

四渠即汴河（又称汴渠）、惠民河（又称蔡河）、金水河、广济河（又称五丈河），合称“漕运四渠”或“通槽四渠”。它们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形成了辐射四方的人工水运交通网。汴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河渠，被视为北宋的“立国之本”，承担了全国漕运量的主要部分。金水河的主要作用是为广济河提供水源，兼运输木材，漕运作用相对较小。

陆路之上，驿道纵横如织。据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载：“二十里马铺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 南起岭南梅关古道，北至西北边关驿路，官道、商道、贡道交错勾连，把大宋串成一张完整的商贸通途。驿舍供人栖止休整，关津执掌商税征算，南北商货便循着这张路网，周流不息于天下州郡。

《事物纪原》明刻本

引文出自《事物纪原》卷第七州郡方域部第三十五：此书由北宋高承编撰，是古代首部系统考证事物制度源流的类书。此条记载宋代驿递规制，是还原宋代驿道商贸体系的一手文献。

商货既通，税赋随之。宋代商税分“过税”与“住税”二种：“过税”为流通之税，向四处贩运货物的行商征收.《宋史・食货志》载：“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 每千文货价纳钱二十，约为货值百分之二；“住税” 则是针对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坐商征收，“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每千文货价纳钱三十，约为百分之三。

彼时各州各县均设有专门税务官署，重要关隘、集镇也会按需增设税点，沿途分段稽征，各有辖地。虽无全国完全统一的执行细则，但天下商货流转征税，大抵皆以此制为准。至熙宁年间，王安石行市易之法，设市易务于京师，以官资平准物价、调节供需。自此，朝廷以官府之资入市经营，商道之上，官贾并行，古今商政之变，于此可见一斑。

朝堂定商政之制，市井生经营之巧。当商路纵横、百货川流之时，大宋的行商坐贾们，也琢磨出了不少活络的营生门道。北宋汴京城内，有一家宋家生药铺，原本只做寻常药材买卖，并无格外出众之处。直到掌柜想出一计：耗费重金求购了当朝山水画大家李成的作品，郑重挂在铺中墙上。李成的山水在当时已是一画难求，素来为文人雅士所推崇。消息传开，城中好书画之人纷纷专程前来赏画，顺带便成了药铺的主顾。一家普通的药铺，就此成了汴京城里远近闻名的雅地，生意自然愈发兴隆。

*清明上河图中的店家广告

宋时商贾与文人交游成风。词人柳永常出入勾栏酒肆，为歌女度曲填词，一首新词传开，不仅歌女身价见长，所在的酒楼也会宾客盈门。至于请文人名士题写招牌匾额，更是当时商铺的寻常做法，商家得名声，文人得笔资，两相裨益，传为商林雅谈。商路之要，在通，更在治。范仲淹深谙此道。

庆历五年，他上书《乞于麟州创置榷场奏》，直言边地“田野空荒，城市穷困”，而设立榷场有“三利”：“一则招诱蕃部牛羊鞍马行货，供河东一路官税要用；二则麟府路收得客旅税钱，大叚出得货利，就近供军；三则止绝得私下与外界交易，免犯令。”一纸奏议，将榷场之于军需、财用、安防的多重价值说得通透晓畅，直指要害。

榷场，正是大宋商路版图上最独特的风景。宋辽澶渊之盟后，北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设置榷场，辽朝于涿州和朔州置榷场。西夏崛起后，北宋又先后在保安军、镇戎军等地开设榷场。宋金绍兴和议后，双方在秦岭—淮河边界两侧广设榷场，南宋榷场分布在盱眙军、楚州、光州、枣阳军等地。

榷场贸易，规制甚严。买卖双方不得直接交易，官派牙人评定货色等级，包揽议价全过程。商人十人结保，每次仅许携半数货物入场。交易物品更受严控：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四榷场明令禁止民间买卖硫黄、焰硝、卢甘石等军资之物；书籍亦不得随意流通，赴场书商仅可携带九经。

不过再严苛的禁令也难以完全禁绝民间交易。边境走私始终屡禁不止，越是被明令管制的货物，越因稀缺身价倍增，成为抢手货。欧阳修、苏轼等名家文集常藏于货箱暗格，沿山间私路流入辽、金。元祐四年，苏辙以贺辽生辰使之身出使契丹，甫入辽境便见当地已翻刻苏轼《眉山集》，连负责接待的辽国官员都主动打听苏轼的近况。为此，他专门写诗寄给兄长：“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足见宋廷文籍虽在禁流之列，却早已风行北疆。禁榷之制虽密，而边市之利不减，文脉交融之势亦非法度所能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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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时，榷场“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金朝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宋方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料毡毯，以香药瓷漆器易蜜蜡麝脐、毛褐之属。一出一入之间，大宋的丝绸与瓷器便沿着商路走向了万里之外的草原与沙漠。

商路所及，不止货物，亦有人间烟火。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妇女处学得棉纺织技艺，归乡之后改良工具、推广棉种。温暖舒适的棉布由此进入千家万户，麻织品渐次退场。一条从海南到江南的棉种传播之路，一条从黎寨到松江织坊的技术流转之路——商路之上，流转的从来不只是货物，还有手艺、谋生之法，与普通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