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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献礼——《齿轮与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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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与余烬》

——许珀耳玻瑞亚国立第一学院1914届课堂笔记

编者按：本文摘自《齿轮与余烬：一个世纪的回望——许珀耳玻瑞亚及全罗斯大牧首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索科洛娃口述史》（国家真理出版社，终难历1984年版）第一章。据大牧首本人回忆，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历史就在眼前烧起来”。

第一章那一课

记忆这东西，他们说不可靠。也许吧。

但我至今记得那一天——不是因为那堂课讲了什么，而是因为还没讲完，它就结束了。

终难历1914年秋天。我刚满十六岁，在国立第一学院读术式学，二年级。学校在多布拉亚河边上，正好卡在老城区和下城工业带中间。多布拉亚河不算宽，水是铅灰色的，偶尔有驳船拖着煤渣从桥下过。每天早上我要穿过一片拆到一半的圣谢尔盖修道院旧堂——圆顶上的圣像给卸下来了，靠在墙根，背面长着青苔。新的钢架和齿轮浮雕还没装完，脚手架就那么晾着，灰浆味混着河风，说不上难闻，只是让人觉得什么都还没定下来。

那一年报上管这叫“概念更替”。牌子是这么写的。

我不太确定自己喜不喜欢。倒不是说有什么明确的意见，只是那一年我才十六岁，还没学会对那些悬在头顶上的大事发表看法。说实话，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天早上我又迟到了。不是因为赖床。天还没亮又来了一批流民，从南边来，裹着毯子坐在货运站的月台上，密密麻麻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有个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行李堆上，孩子的手腕颜色不对——那种铁灰色，我在周围已经见过不止一次了。母亲拉着我绕了远路，说别看，我们管不了，我们够幸运了，卡佳。

卡佳，我的小名。那时候我还是卡佳。不是后来报纸上印着的那个名字。

进教室的时候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已经站在讲台上了，正往黑板上写东西。听见门响，头也没回。

“索科洛娃，”他说，“您大驾光临了。”

语气不重，甚至有点心不在焉。可恰恰是这种语气让人最难受——老头子从来不吼人，他只这么安安静静地让你觉着自己不配坐在这间教室里。平时他叫我们都只用姓，索科洛娃，巴甫洛夫，伊万诺夫，像点名册上那些没有颜色的格子。

“昨晚布置那章读完的，举手。”

稀稀拉拉举了几只。我是其中之一。

“很好。”他转过身来。灰白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然后他隔着镜片看着我们。那截断粉笔夹在指间，像夹着一支烟。“那么你告诉我，等价交换法则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能量……不能在真空里创造。”

“完了？”

“也不能被完全毁灭。任何施法行为必须支付信息熵作为代价。代价越高，效果越精确。”我顿了一下，“教科书第三章。”

后排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受教。”他拿粉笔敲敲讲台边，示意我坐下。“但是索科洛娃，下次引经据典，把页码也报上。那才叫用功。”

笑声大了些。我耳朵发烫，说不清是恼还是得意。

“安静。安静。你们以为这是在酒馆里吗。”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大写。

МАГИЯ

魔法。

粉笔抵在那个词上，像钉一只昆虫。

“这个词在过去一千年里是什么意思。”

没人吭声。不是不知道——跟安德烈待久了都懂，他问的从来不是你以为他在问的那个问题。

“巴甫洛夫，说。”

巴甫洛夫站起来，喉结滚了滚：“是……神赐。是特权。”

“谁的特权。”

“长生种的。还有……旧贵族。”

“往下说。”

“普通人不能使用魔法，除非通过……圣礼，或者——”

“够了。”他把粉笔扔在讲台上，啪嗒一声。“圣礼。你们听听，他把‘圣礼’这词说得像在背书。巴甫洛夫，你背下来了。可你想过没有，什么叫圣礼？就是有人叫你跪下，你就得跪下，因为你不知道跪着和站着有什么区别。”

他捡起断粉笔，在“МАГИЯ”上画了个大叉。

“终难历1500年，《君权解析》出版——按咱们教会的老黄历，那是始源历7008年。差了十三天，差了五千多年。你们看，连时间本身都有两套算法，神明凭什么只有一套面孔？有人看过吗。”

他转过身看着我们。稀稀拉拉几只手举起来。我的那只没动，但手指在桌板底下掐着算那个五千多年的差数。不是怀疑他算错了，是他说“十三天”的时候，好像不是在讲天文误差。

安德烈没给我算完的时间。

“你们该看看。”他往黑板前站了站，一边写一边讲，也不看我们。“那个作者——名字不重要——他干了件什么事呢？他把魔法从祭坛上拽下来了。他说这不是什么神明的恩赐，这是能拆开的东西。就像你把蒸汽机拆开，看见的不是神迹，是活塞，是阀门，是传动齿轮。”

“把这东西拆开了，就叫术式学。”

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

“不是什么经院哲学，不是什么高贵的血脉继承。是工程学，是数学，是你在车间拧螺丝、在草稿纸上画函数曲线的那种东西。你在这里学两年，出去之后，你祖父还会向神明祈祷，你会吗？你不会了。你会计算。你会知道每个法术效果背后，对应的是多少信息熵的定向转移、多少术式模块的嵌套调用、多少代价。”

“这就是术式学。它把命运还给了人自己。”

教室里安静下来。窗外有汽笛声，很远，大概是河对岸机车修理厂传来的，低低地拉着长音，像一头老牲口在叹气。

安德烈老师停了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重新戴上。

“我今天本来要讲第一原理。什么是熵，术式转换效率为什么永远小于1——这些课本第三章第三节都有，回去自己看。”

“先讲点别的。”

他转过身，在黑板左边画了个圆，右边画了个箭头，箭头末尾打了个问号。

“等价交换。这四个字你们听了一年了。我问你们——等价交换，它是敌人吗。”

他转过身看着我们。

“你们看，别的国家是怎么对待它的。阿勒曼尼亚，你们在报上读到过。他们用魔晶驱动工厂，这没问题，大家都一样。可是然后呢？污染怎么办？他们用概念隔离桩打到地下去。打出什么结果？没人知道。也许几十年后那片地就不能用了。他们不在乎，至少现在不在乎。合众国呢？深海采掘，烧原晶，剩下的废料封起来，丢进海里，丢到没人去的地方。他们消耗魔晶，产生污染，然后——怎么说呢——假装污染没发生过。”

“这叫‘处理’。他们说这叫处理。”

他说“处理”这词的时候，嘴唇微微撅了一下，好像这个词本身有股咽不下去的酸味。

“我们不一样。”

他走到窗边。那扇窗正对着多布拉亚河，河对岸是那座还在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新修的齿轮钟楼还没封顶，钢架在下午的光里泛着灰蒙蒙的昏黄。

“魔晶燃烧，必然产生污染。这是等价交换，躲不开的。污染是什么？是无序信息。可是无序信息——至少在理论层面——是能被重新编织的。这件事正在研究。我们的基站，你们每天路过都能看见的那些大家伙，它们在做的事不只是把祈祷传到钢源神那里。还有别的。具体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了，哪些地方还卡着——你们这届暂时不用操心。那是高年级的课，而且说实话，很多地方教授们自己也还没弄明白。”

“这不丢人。科学就是这样。知道自己哪里不懂，比假装什么都懂，更像一个做学问的人。”

他从窗边回来，捡起那截断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行字：

信息守恒 = 等价交换

术式解析 = 人类主权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具体公式——下周再讲公式，别怕——是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要学这门课。”

“因为在别的国家，人是魔晶的附庸，机器的附庸，污染的附庸。在我们这里——至少我们希望——人是污染的主人。”

他停了一下。那只拿粉笔的手垂下来，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了摸。我知道他在找烟。他口袋里通常装着一包压扁了的廉价烟，课间总要站到楼外面抽一根。但现在是上课，他从不在教室里抽烟。所以那只手只是在口袋里停了一下，又拿出来了。

然后后排有人问了那句话。

“老师。那无面者呢。”

声音不大，甚至有点躲闪。但整个教室的空气忽然收紧了，像炉子里的火被人捅了一下。

安德烈老师转过身来。他先看了看那个提问的方向，然后摘掉眼镜，用袖口慢慢擦着镜片，对着光验了一下，重新戴上。

“无面者。”他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目光越过镜片找到了后排那个瘦高的男生。“伊万诺夫。你要问的是这个？坐下说吧。”

问的是后排那个男生。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瘦，颧骨很高，领子永远洗不干净，课间总是一个人靠在走廊尽头的铁皮烟灰桶旁边，也不抽烟，只是看着窗外。他叫伊万诺夫，后来没读到毕业。第三年他父亲死在季维诺第三十七步兵团的矿井里，人就跟着消失了。在那之前他是我们班上最较真的人，每次提问都能把安德烈问得沉默好一阵。

他没有坐下。他大概没听见老师让他坐下。他整个人绷着，肩膀端得很高，像在等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的坏消息。

安德烈看了他一眼，没有重复第二遍。他靠在讲台边上，胳膊交叉在胸前，没看我们，看着窗外那座灰蒙蒙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伊万·卡利塔街的梧桐叶正沿着河岸往下掉，齿轮钟楼的影子把教堂正门的圣母子像切成两半，一半落在光里，一半落在暗处。

“你们从小到大都见过他们。在里戈夫卡街的库普钦旧货市场门口，在城东第六号矿井的倒渣场旁边，在维堡区那家列曼兄弟纺织厂的废料池岸上。也许在你们认识的人里。也许……”

他停了一下。然后把这个“也许”搁下了，没有往下接。

“医学上对无面者的定义是——长期暴露在高浓度污染环境里，认知功能出现不可逆损伤。先从短期记忆开始，然后是语言，然后是自我意识。到最后，只剩下最基础的几样：搬运，堆砌，服从指令。”

“这个过程，有人几年就走完了，有人几十年。为什么不一样？目前还不清楚。”

“彻底异化之后，他们会离开，去荒野。在有些地方——地壳薄弱的地方，虚境喷发点——聚在一起，开始造那些你们在照片上见过的钢铁尖塔。那些奇观。”

“为什么造这些？怎么选的位置？这些东西有什么功能？”

他摇了摇头。

“不知道。目前学界有那么几种假说，没有一种能把所有现象串起来。有人觉得是残存的集体潜意识在起作用——某种比个人记忆更古老的东西。也有人觉得那只是神经系统崩了之后瞎搞的，只不过恰好看起来有规律，因为我们的大脑受不了看完全没规律的东西。”

“这是科研课题，不是课本结论。”

伊万诺夫没有坐下，手还攥着桌沿。

“那……我们是安全的吗。”

他没问“这病能治吗”，没问“以后会不会好”。他问的是“我们是安全的吗”。这句话里头藏着的东西，也许比安德烈老师能回答的多得多。

安德烈老师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在那阵沉默里，他推了一下眼镜，喉结动了动，像是在好几个话头之间挑了一个最不坏的。

“你们里面的特异者——开学做过测试的自己心里有数——会被植入信仰锁。信仰锁连着基站网络，给你们提供一种防护。至于具体机制……很复杂，坦率地说，超出了本课的范围，也超出了我本人的专业。你们只需要知道，它能帮你们抵挡一部分污染。够用多久？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最先失效？这些还需要更多数据。上面正在研究，还没有定论。”

“至于在座的绝大多数——不是特异者的，永远不会有适应性的——”

他看了一圈。

“按时体检，按时吃药，不要在没防护的情况下靠近高污染区。这些话你们早就听烦了，可我也说不出比这更好的。”

“可控。”

他说的是“可控”。

不是“安全”。

我听出来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听出来了。

伊万诺夫低下头，肩膀微微松了一下。是安心还是泄气，我看不出来。安德烈老师沉默地站了片刻，把断粉笔轻轻搁回粉笔槽里，像搁下什么太沉的东西。

然后下课铃响了。

没有人动。

这要在平时是不可能的。安德烈的课虽然好，可下课铃一响，我们还是肯卖他这个面子从教室里走出去的。但那天就是没人动。不是纪律。没人看别人，没人想什么。就只是不动。

有人坐在原位，有人看着面前的笔记本，有人把笔放下又拿起来。后排有个女生在哭，不出声，眼泪顺着下巴滴在课本上，她也不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