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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郑和下西洋，有四次到达了非洲1405年（永乐三年）7月11日在高樯重桅、旌旗猎猎的隆盛威仪中，郑和开始了七次下西洋史诗般的航程。从史料记载看，从1417年至1433年间，郑和在他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航行中都到达了东非海岸，为两片古老大陆的交汇掀开一页辉煌篇章。

然而，尽管我国同东非海岸国家海上贸易的日益发展，但毕竟唐宋时期仅有很少量的中国人可能来过非洲。唐宋时期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好奇心很强，求知欲很高，他们不仅想得到更多更好的香料和象牙，还更想知道出产这些东西的奇异之乡。因此，许多作家著书以满足这种需要。如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唐末宋初人李石的《续博物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等。这些人中大多数根本从未离开过中国，他们的作品

唐宋文人著书，以示对非洲的好奇两宋时期，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据西方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当时，我国同非洲国家的香料和象牙贸易继唐代后继续发展，日益繁荣。索马里、桑给巴尔等地的香料和象牙，通过苏哈尔、魁郎和苏门答腊等转运站，不断地运往我国的广州和泉州等地。“香料之道”上风帆往来，沿海港口商贾云

比如，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城（即开罗古城）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城中，共发掘出了约六七万片古代陶瓷碎片，中国陶瓷约有12000片，从八九世纪到十六七世纪，包括了从唐代至明代前期的各个朝代生产的各种陶瓷器皿残片。福斯塔特最初兴起的时间，正与唐代相当，足见唐朝的陶瓷器当时已经深入到了埃及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中世纪时，北非和东非的上层社会，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而且无不以藏有中国瓷器精品

唐朝瓷器走入非洲唐代以后，瓷器逐渐兴起，迅速风靡于国际贸易舞台，其影响很快超过丝绸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性的商品。唐代以及以后中国运往非洲的瓷器，涉及地域之广、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埃及人十分喜爱中国瓷器，称之为“绥尼”（Sini，意为中国的）。从此，“绥尼”一词在埃及脍炙人口。在法提玛王朝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文物宝库中，几件中国瓷器被列为珍品。现在在东非、北非各地出土的文物

据西方人亨利玉尔《古代中国见闻录》引《博物志》记：“赛里斯人（在西方古文献中，Seres一词出现频繁，其所指为丝国之人，有时还指贩卖丝绸的人）其林中产丝，驰名字内……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奇目。由地球东端运至地球西端，故极其辛苦。”丝绸当时就是北非和西亚一带人对中国形象的一种具体认知。他们知道在东方有一个“丝国”。客观而言，汉朝时期，中非之间在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

遥远东方中国的魅力吸引了富于冒险的埃及人前来探究其中奥秘。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公元前108年，罗马帝国曾向汉武帝赠送过产自非洲索马里或埃塞俄比亚的“花蹄牛”。西汉年间，长安百姓所烧的“天下异香”，亦产自非洲。据《汉书》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辅政，曾有“黄支国”进献犀牛。荷兰学者戴闻达在《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中说，西方学者断言，这个“黄支国”就是今天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而《汉书》中

丝绸远赴非洲，汉武帝也曾收到产自非洲的“花蹄牛”丝绸是早期中国形象的象征。以丝绸为媒介，中国与非洲大陆在远古时期就已开始了联系。非洲同中国的交往，以北非和东非为最早。公元前6-4世纪，在中国与埃及两大中心之间的中东地区兴起了波斯帝国。公元前529年，波斯帝国占领了大夏（阿富汗北部），并于公元前525年一度征服埃及。它修“御道”和“驿站”，为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交往塔起桥梁。《史记》说大夏“颇与中国同业

二战结束后，塞拉西一世仍然维持所罗门王朝对埃塞俄比亚的专制统治，仍然把自己神化为上帝的使者，但是随着埃塞俄比亚人思想的进步，他们对所罗门王朝越来越反感。塞拉西一世统治后期，因为治国不力，造成了埃塞俄比亚饥荒，终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活动。公元1974年，埃塞俄比亚人起兵叛乱，废掉塞拉西一世，推翻所罗门王朝，把君主制度改为共和制度，至此国祚长达704年的所罗门王朝灭亡，历65代君主，是非洲历史国祚最

公元1913年，孟尼利克二世，这位埃塞俄比亚历史，乃至非洲历史最伟大之一的君主，因病驾崩，后续相继临朝的皇帝是埃雅苏五世、佐迪图一世（埃塞俄比亚历史唯一一位女性君主）、塞拉西一世。
塞拉西一世是所罗门王朝亡国皇帝，公元1930年佐迪图一世死后继承皇位，他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君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尽管他被迫流亡欧洲，但是他仍然鼓励埃塞俄比亚人抵抗侵略，取得了最后胜利。